黎坚诚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越南前领导人黎笋对中国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原因在于越南高层相信他们掌握了三张“底牌”，这包括苏联的支持、越南军队积累的战斗经验，以及对中国当时战略环境的评估。1978年11月3日，越南与苏联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被视为越南安全方面的重要保障。在1975年经历南北统一后，越南希望在东南亚地区建立领导地位，并计划创建“印度支那联邦”，因此开始转向苏联寻求支持。自1978年起，苏联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对越南的援助显著增加，构成了黎笋后续采取强硬立场的信心来源。

第一张底牌是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第二张是越南在对抗美国和法国中积累的游击战经验；第三张是越南对中国当时专注于经济建设的错误判断。然而，自1978年下半年起，越南开始在中越边境进行一系列挑衅，攻击中国的农业及民众，并对华侨进行迫害，根据中国的统计，从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发生了超过700次的武装挑衅事件，导致中方伤亡30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采取自卫措施进行反击。

回顾那三张底牌，苏联的支持实际上并未如预期强大。据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双方仅约定在遭受攻击时进行协商，并没有约定任何一方需立即出动军队。在冲突中，苏联的参与主要体现在派遣顾问和提供武器，而并未派遣地面部队。越南军队虽然自信于自己的游击战经验，但面对中国军队的强大进攻显得无计可施。1979年，随着中国大军的集结和出动，越南的主力部队在短时间内被击散，局势相当严峻。

在谅山的激烈战斗中，中国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炮火准备，虽然越军拼死抵抗，但最终未能阻挡中国的攻势。3月4日，谅山市被攻克，越南北部的防线彻底崩溃。中国政府随后宣布此次行动不意图占领越南土地，并在3月5日声称撤军，标志着行动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此过程中没有出动兵力，越南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应对艰难局面，最终遭遇重大损失。

战争对越南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北部的工业区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历史教训表明，小国不应将大国的口头承诺视作救命符，条约的细节在关键时刻可能决定生死。在这场冲突中，中国并没有旨在扩张土地或复仇，而是寻求安稳的边界和和谐的邻里关系。直至1991年11月，中越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才真正结束了这一对抗。